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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一生乐天达命,为何在生命的最后写出“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”的诗句?
苏轼(1037-1101)是***皆知的大诗人,同时也是大文学家和画家。先说这首题自画像诗: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一生功业,黄州、惠州、詹州。"这可以看成是诗人的绝命诗,因为诗人不久后离世。诗人用这首诗,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概括总结。我们知道苏轼是豪放派诗家、词家;与辛弃疾并称"苏辛"。我们张嘴就可吟诵他那传颂千古名句——大江东去,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……他风流倜傥,豪气纵横,笔力遒劲,多才多艺。可题自画像一诗,语调似乎显得低沉,与我们印象中的苏轼不太一样。开句是心灰意冷,身不由己。接下来他把一生中遭受到的三次重大打击,调侃地说成是一生功业。这就需要我们辩证分析地去看了。苏轼一生羁绊在党争之中,其命运也被党争所左右。大凡性情中人,嬉笑怒骂尽由心性,关心朝政敢于直言。他反对新法,得罪了新党(他属于保守的元祐党)。元丰二年(1079)御史何正臣弹劾苏轼。新党抓住小辫子,说苏轼"妄自尊大","銜怨怀恨","包藏禍心",这就是乌台诗案。苏轼被关103天,差点掉脑袋。最后以"讥讽政事"贬放黄州为团练副使。这是他一生中遭受的最大打击。元祐年间(1086-1093)哲宗赵煦登基,高太后听政。新党失势,苏轼擢升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。元祐八年,哲宗亲政启用新党,贬窜旧党。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。10***年,已经62岁的苏轼又被贬海南詹州。1100年宋徽宗即位,苏轼遇大赦而北上(徽宗时期对元祐党人迫害更烈,命各卅县刻碑,宣佈這些人为奸党,勒之于石。此时苏轼、司马光已逝)。纵观苏轼其一生,是在颠沛流离中,大部时间是不得意的。饱经沧桑,历经艰难,这使他越发看清了人世间的种种;也激发了他仕途之外的为文、绘画、学医的兴趣爱好。他能有更多时间精力发挥在这些方面,从而取得更大成绩。俗话说因祸得福,正是大半生的頻遭打击、颠沛流离的经历和锤炼,造就了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峰。"一蓑烟雨任平生……也无风雨也无晴"(定风波)。这是诗人的豁达胸怀和对命运的无奈。他对坎坷与不得意,甚至萦绕于心的悲愤,是深埋心底的。在被贬海南詹州后,诗人写到:"世事一场大梦,人生几度秋凉。夜来风叶已鸣廊,看取眉头鬂上"(西江月)。此时苏轼已年过六旬,已经老矣。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,伤怀之情溢于言表;看似写时令,实则在写心绪。现在,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在金山寺题自画像诗,你是不是能品出些滋味?
作此诗时,是苏轼去世前两个月。作者年逾花甲,走到了生命的尽头,回首一生,几起几落,失意坎坷,纵有忠义浩瀚之气,也只能化为壮志未酬的叹息。只能慷慨悲歌,万念俱灰,随波逐流,自叹飘零。作者抒发忧伤情怀写下了〞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〞。失意也罢,坎坷也罢,自我调侃,丝毫不减豪放本色。却也传迖了作者的微妙心情。
建中靖国元年(即公元1101),宋徽宗即位第二年,65岁的苏轼从遥远的海南岛获召北返,经历了政治的起起伏伏,瞬息变化的朝局,苏轼已经心力交瘁,一点也不想染指其中,只希望能够安稳度过晚年。
本***回到颍州和弟弟苏辙居住,可是颍州离京城太近,思量再三,还是决定到常州居住,他约了好友钱世雄和程德儒在金山见面,想听听他俩的建议。
到达金山游龙寺,墙壁上仍然挂着当年李公麟为他画的像,苏轼盯着自己的画像沉思良久,回想了自己的一生,写了一首诗,给自己做了总结:
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;
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
苏轼这一生,可谓经历了人生的冷暖百态。他是少年天才,21岁进士及第,25岁制科第一,天下闻名。仕途上,他曾做过杭州知州,密州知州,徐州知州,湖州知州,定州知州等多个地方行政长官,还当过兵部尚书,礼部尚书,翰林学士知制诰等多个中央高级职位,这些都是他的辉煌成就。
然而,他也一直没有摆脱过宋朝党争的局面。一直处于“得罪人”和正在“得罪人”的路上。他45岁被贬黄州,59岁被贬惠州,62岁被贬儋州。三次被贬,一次又一次地到达他的人生低谷,身心均受到严重损害和考验,而恰恰也是这三次经历,苏轼完成了自己人格上的一次又一次突破,他参佛法,悟老庄,终于,他没有败给命运,活出了洒脱,流传千古。
所以,总结自己的一生时,那些曾经过得的名与利,简直渺小的不值一提,真正有意义的,不就是完成自己精神升华的黄州,惠州,儋州么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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